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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鄖西這個村被譽為湖北“小崗村” 背后故事曾引全省轟動

    時間:2019-01-17 09:56    來源:十堰晚報  字體:  打印  播報

    說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下川大隊的土地改革,汪傳祿記憶猶新。

    秦楚網訊(十堰晚報)文、圖/記者 徐正國 報道:1980年鄖西縣馬安公社下川大隊悄然進行了土地承包到戶改革,在全省引起轟動,從而被譽為湖北的“小崗村”。

    這個曾經創造歷史的村莊,在那場變革中給我們留下了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?今日的下川村又是什么景象?日前,記者實地踏訪,對話歷史的親歷者,看到了一個馬不停蹄、奮勇向前、安定祥和的下川村。

    苦澀的回憶>>>  “大集體大糊弄。人混地,地誤人,年年春天吃供應。”

    在馬安集鎮,有一片形如平川的土地。因一端接近山坳之末,所以取名下川。上世紀七十年代,還是大集體的時候,這里就是鄖陽地區基本農田建設的典型,平地多,使用拖拉機耕地,讓很多偏居深山的農民大開眼界,羨慕不已。

    就是在這樣一個條件相對較好的地方,那時候經常鬧春荒,百姓把野菜挖光,有的農民外出討飯。

    今年67歲的汪傳祿就是下川人,那段苦澀的記憶,他至今記憶猶新。

    汪傳祿說,1976年3月,他從部隊轉業回鄉,遇上鬧春荒。上午到家,下午被安排去買供應糧。“當時,很多農戶家里早已斷糧,靠供應糧度日。我家也是一樣,人均每月口糧不足30斤。好在我那時還有幾十塊錢的轉業費,精打細算還能維持一段時日??墒菚r間長了怎么辦?我發起愁來。”

    當時,下川大隊(后改為下川村)有9個村民小組325戶1400多人,上千畝田地,幾百號勞力天天下地干活,每年五谷雜糧的產量只有幾十萬斤,人均口糧每年不足400斤,溫飽問題無法解決。

    為什么這么多人種著這么多好田好地,卻連飯都吃不飽?汪傳祿憂心忡忡。

    汪傳祿軍人出身,干事雷厲風行?;剜l后不久,他被選派到下川大隊當支部書記。很快,他弄明白了鬧春荒的癥結所在:“大集體大糊弄。人混地,地誤人,年年春天吃供應。”

    “上工如拉纖,放工如放箭。隊長把嗓子喊破也沒幾個人響應。上工不上勁,出工不出力,半天歇兩遍抽八遍煙,婦女姑娘抽旱煙,人人都想偷會兒懶。撿撿石頭,挖挖地,將就一季是一季,季季年年產量低。”總結當時的勞動狀態,汪傳祿直搖頭。

    “膽大”的改革>>> “你們大膽搞,搞好了,我在全社推廣。”

    “要想吃飽飯,就得調動農民積極性,搞責任制,從思想上解決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問題。”汪傳祿說,“談何容易呀!當時,多數人的思想僵化到無可救藥的地步。”

    “好在我們有一個愛學習、思想開明、有擔當的雷書記。”汪傳祿所說的雷書記,就是時任馬安公社書記的雷明富。

    雷明富雖已去世多年,但每當回想起那場驚心動魄的改革,汪傳祿總是這樣認為:“如果沒有雷書記的支持,我們的土地改革是搞不成的,湖北的‘小崗村’也不會是下川村。”

    汪傳祿說,1979年春,馬安公社春荒鬧得嚴重,雷明富十分著急。他愛學習,自費訂閱《人民日報》《新華文摘》《安徽日報》等報刊雜志,想從中找到破解之道。

    一天,雷明富從報紙上獲知安徽鳳陽小崗村搞土地承包的信息后,一個大膽的念頭在他心中產生了。他與公社黨委成員研究決定,1980年起嘗試推行土地承包到戶,就在下川大隊試點。

    此時,汪傳祿已轉到公社工作,但他是馬安公社黨委聯系點下川大隊的負責人,負責下川的工作。公社黨委的決定,讓他高興得一宿未眠。

    “這是一個石破天驚的決定!”汪傳祿說,1980年春,在縣、公社、大隊、小組四級干部會上,有領導明確表示不支持。雷明富深知這樣做,搞不好是要挨處分掉帽子的。但雷明富沒有退縮,態度堅決地說:“既然我們想好了,對群眾宣布了,群眾也很支持,不能半途而廢,就應該試一試。你們大膽搞,搞好了,我在全社推廣。”

    “為了調動農民積極性,雷書記支持我執行。”汪傳祿說,就這樣下川大隊邁出了土地改革的步伐。

    科學的決策>>> 下川大隊土地承包到戶,成了湖北的“小崗村”

    幾十年間,下川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    當時,安徽小崗村的土地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,冒著極大的風險,無法為雷明富提供借鑒經驗。雷明富決定在下川大隊分三步走,穩妥推進土地承包到戶。

    1980年,雷明富在下川大隊組建工作組,駐隊指導。當年,他們走出第一步,推行“聯產計酬”。具體作法是按產量估工,譬如一畝地收400公斤糧食,按15個工的工作量對農民承包,勞力多的可多承包產量,掙更多的工分。這樣,一方面提高田地總產量,另一方面調動農民的積極性。

    汪傳祿說,這一做法效果立竿見影。當年很多有勞動力的家庭,包的產量多,掙的工分多,一下子解決了吃飯問題。

    1981年初,他們走出第二步,推行“小包干”。作法是春播后,隊里將每畝田地估產包給農戶。收獲后,農戶按評估的產量把糧食交給集體,剩多剩少歸自己,包產不包地。

    汪傳祿說,這招更管用,當年大豐收,大隊糧食總產量達179萬斤,是1979年的兩倍。包括他在內的很多缺糧戶成了余糧戶,溫飽不愁了。

    1982年走出第三步,推行“大包干”,即土地聯產承包到戶。他們把9個小隊的1800畝土地分為水田、平地、坡地三等,每等又按土層分為一級、二級、三級,名為“三等九級”。以土地等級定產量,把土地承包到戶,山場也包到戶,耕牛、農具等生產資料全部作價賣給農戶。

    汪傳祿說,這一做法徹底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,他們從此干活不再喇叭催、隊長喊,各家各戶比著干。這一年,下川大隊田地的糧食單產平均提高250公斤,完成國家統購任務、交足集體提成后,群眾吃飽了,普遍有余糧,個個笑逐顏開。

    當年,為了慶祝改革成果,下川大隊農民自發組織玩船隊,邊玩邊唱:“農村改革真實惠,人人吃飽有余糧,真是現代好社會……”

    1983年1月,中共中央發出《關于印發〈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〉的通知》。一個月前還是反面典型的馬安公社,成為鄖陽地區,乃至湖北省土地聯產承包的一面旗幟,他們“三等九級”的承包辦法在全省推廣。

    幸福的回憶>>>  “‘小包干’讓我得實惠,存糧存錢蓋新房。”

    在如今的下川村,很多老年人都知道,村民蔣啟林是這場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。

    1980年,蔣啟林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,一家八口人擠在幾間破舊的房子里。由于頭腦靈活,蔣啟林高中畢業后被選到大隊當文書。當年,他參與完成了“聯產計酬”的數據測算。

    “說實在話,1981年,我在‘小包干’中打了個翻身仗。”蔣啟林告訴記者,那一年,他包產8畝地,其中水田5畝多,坡地3畝多。由于大豐收,他家收了6500多斤稻谷、2000多苞谷、4000多斤麥子,還有幾千斤紅薯、黃豆等雜糧,成了大隊里最大的收糧戶。

    蔣啟林說,收糧最多,主要是他大膽購買使用了別人沒有種過的新品種,產量高。雷明富知道后,“安排公社把我家的稻谷、小麥全部置換當種子,每斤補我差價5分錢,光這項我就賺了五六百元。再加上賣糧的錢,這一年我家攢了上千元。正是用這筆錢,我家蓋起了8間大瓦房。”

    “此后,我家再也沒有為吃飯問題發過愁了,每年都有余糧。”蔣啟林說,這場改革對大隊農民來說,如同“九牛爬坡個個得力”,大大提高了生產力。

    巨大的變化>>>  勇于創新往前奔,下川不愁好前程

    如今的下川村與昔日相比,變化翻天覆地。青山依依,河水清清,樓房比比皆是,道路寬闊,私家車隨處可見。田野里,多是產業基地和蔬菜大棚,茶葉、金銀花、板栗等產業初具規模。

    業興說明人氣旺。如今的下川村有10個村民小組936戶2824人,人口比40年前增長近一倍。不少創業成功人士回鄉,帶領鄉親們致富奔小康。

    “前輩的改革創新精神,是我們接力奔跑的動力。”新當選的該村支部書記汪軍說,下川村目前正在搶抓被納入省級“美麗鄉村”示范村和馬安鎮創建特色“教育小鎮”的良好機遇,尋求更大的發展變化。“村新、景美、人和、業盛”的美麗鄉村,是他們的奮斗目標。

    ( 責任編輯:李月    新聞報料:8110110    版權聲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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